【世紀大案】（1）35+顛覆政權案　裁決確立顛覆罪原則　李家超：顯示危害國安風險真實存在

《港區國安法》立法至今近四年，仍不時聽到有批評者攻擊其條文模糊、定義過闊，但隨着越來越多國安案件審結，法庭裁決就條文的定義及原則等作出了裁定，亦確立了實際的犯罪行為。
近日法庭就35＋顛覆政權案作出裁決，裁定立法會議員以無差別否決《財政預算案》作手段，迫使特首回應訴求的行為屬非法，最終嚴重干擾政府施政，構成了顛覆政權罪。
與此同時，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涉嫌串謀勾結外國勢力案，控方終於在聆訊第90天後宣布舉證完畢，法庭擇日處理辯方提出的毋須答辯申請，屆時相信亦會處理黎智英所面對的3項《港區國安法》控罪，當中的控罪元素、犯罪意圖等法律問題。

文：本刊記者

在35＋顛覆政權案裁決後，特首李家超提到，顛覆罪中三個原則得以確立：第一，控罪所指的非法手段不限於使用武力等方式，亦包括違反《基本法》的濫權行為；第二，立法會議員若非根據《預算案》或公共開支議案的利弊，作出審核及投票決定，便屬違反《基本法》憲制責任的濫權行為；第三，嚴重干擾、阻撓、破壞政府履行職能，足以構成顛覆國家政權罪。他認為裁決顯示危害國家安全的風險真實存在，要小心有人騎劫議題，借題發揮去「搞事」，破壞香港的穩定和國家安全。

有批評法庭未清楚解釋「非法手段」定義

雖然，坊間對裁決亦有不少不同觀點，例如批評未有清楚解釋「非法手段」定義，以及將《基本法》下的「否決權」機制，視為干預政府職能。但事實上，法庭在超過300頁長的裁決中，已詳細闡述了達致上述結論的理據。

其中《港區國安法》第22條「任何人組織、策劃、實施或者參與實施以下以武力、威脅使用武力或者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行為之一的，即屬犯罪」中，何謂「其他非法手段」，在各被告聯合結案陳詞中亦已提出。辯方力陳「其他非法手段」應僅限於使用武力或威脅使用武力，而且必須是刑事罪行，否則或會令「其他非法手段」的定義變得過闊。

法庭已引用法律原則解釋條文

法庭就按照英國案例Rands v. Oldroyd，以及終審法院「莊豐源案」和「黎智英保釋案」案例的指引，引用了寬免意圖定律（Mischief Rule）這個法律原則，將《港區國安法》的立法背景及目的考慮在內，去裁斷「其他非法手段」的定義。基於全國人大常委會在立法前的說明，制定《港區國安法》是為防範及制止任何危害國家主權安全、挑戰中央權力及《基本法》權威等活動，法庭認為「任何」一詞應該並非單單涵蓋武力或威嚇使用武力的活動，否則便會有違《港區國安法》的立法目的。

但法庭強調，要構成顛覆國家政權罪，被告所採取的手段必須是「非法的」，而且被告在採取該「非法手段」時，必須具有要顛覆國家政權的意圖，代表控方要證案的門檻更高。

防範癱瘓政府管治和立法會運作

因此法庭接着便須處理，案中被告協議用「無差別否決《財政預算案》」去迫使政府回應訴求，是否構成「非法手段」？而他們這樣做又是否具顛覆國家政權的意圖？

法庭認為，《港區國安法》其中一個立法目的是為防範癱瘓政府管治和立法會運作，條文所針對的應當是會導致這個情況的任何非法手段。按整套《港區國安法》的一致解釋，當中應包括違憲、違法，甚至是不依既定程序等非法行為，並不限於刑事罪行。事實上，在《港區國安法》第22條條文中，亦故意不使用「犯罪手段」這些字眼。

無差別否決議案違反《基本法》

另一方面，《基本法》規定，立法會議員須宣誓擁護《基本法》及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，亦有憲制責任要依據《財政預算案》的利弊作審核及通過。因此，不予區別地否決政府提出的《預算案》，迫致政府回應訴求，實屬有意圖破壞政府及特首的權力及權威，亦屬違反《基本法》。

至於何謂「國家政權」？法庭亦有詳細解釋其分析結果。由於《港區國安法》中並無列出這個詞語的具體定義，法庭便按照終審庭於「黎智英保釋案」中的裁定，在本地法律中尋求「銜接、兼容和互補」之處，並參考《香港法例》第一章《釋義及通則條例》中的定義，得出結論是：「國家政權」是香港特區政府的不同組織及職能。

嚴重干擾政府職能達致顛覆

惟法庭強調要達致「顛覆」，第22條條文中亦有指明是要達到「嚴重干擾、阻撓、破壞香港特區政府依法履行職能」的程度。法庭認為，「35＋」計劃目的是要迫使特首回應五大訴求，其最終結果包括立法會解散及特首下台，屆時雖然可採取短期撥款等臨時措施，但該屆政府的政策必然會受到嚴重阻礙，政府及特首的權力、權威亦會大大受損，就會出現如區諾軒作供時所說：「造成香港的憲制危機。」

對於辯方陳詞時指，控方須證明被告案發時是知道「無差別否決財政預算案」這手段屬非法，故他們能夠以「被戴耀廷誤導」作為辯護理由。但法庭認為，第22條條文中「非法」一詞，應當是形容被告的犯罪行為而非犯罪意圖，否則被告便可用「對法律無知」作為辯解，亦不符《港區國安法》的立法目的。